中新社秦皇岛6月29日电 题：“数字长城”对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有何启示？

　　——专访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赵琛

　　中新社记者 牛琳

　　作为“数字中国”的一部分，“数字长城”工程的实施迫在眉睫，这也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所聚焦的关键领域之一。

　　作为“数字长城”的具体实践和探索，近期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数字长城》，是中国国内首次运用全新多媒体手段呈现长城原貌的大型电子出版物。其中，丝路长城、汉唐长城遗迹等许多高清影像系首次公开，填补了长城学研究的空白。

　　“数字长城”主要涵盖哪些方面内容？它对探索文化遗产保护路径有何重大意义？《数字长城》著者、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赵琛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数字长城”内涵及其对人类文化遗产实现“永续保存”的探索。

视频：【东西问】赵琛：“数字长城”怎样实现“万里长城永不老”？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何为“数字长城”？“数字长城”主要涵盖哪些方面内容？为何说“数字长城”工程的实施迫在眉睫？

　　赵琛：“数字长城”是把中国历朝历代长城完全数字化的一项工程。它包含三部分：长城本体的数字化、长城文献的数字化以及长城艺术的数字化。

航拍赵琛(左二)带领学员开展长城测量工作。翟羽佳摄

　　一是长城本体的数字化。就长城本体而言，目前留存现状较好的长城点段集中在京津冀地区，其他大部分长城仅存遗址，或濒临消失，“数字长城”工程的实施迫在眉睫。

　　二是长城文献的数字化。关于长城文献，纸质层面的文献散落在全国各地，大部分已失散，能看到的基本是散落在各县县志里的文献记载。此外，有关长城的民间传说、口述历史，也需要记录下来。还有出土文物层面，在长城遗址沿线考古发现的汉简、帛书以及兵器、生产生活工具，都属于长城文献的数字化。

　　三是长城艺术的数字化。文学艺术作品中有关长城的诗歌、绘画很多，敦煌壁画里也有长城，还有长城沿线的民谣、诗歌等，现在都需要大量采集，工程巨大。

　　这不是靠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但“数字长城”工程早晚要做，而且迫在眉睫。我们现在做的也只是万里长城“一里”的开端。

　　具体到操作层面，用什么手段来实现数字化？长城的数字化绝非简单用扫描仪、无人机把长城从内到外地扫描，那样采集来的只是数据。数字化更重要的是对数据进行分析。

　　长城的数字化也绝不仅仅是长城墙体的数字化。修长城核心是人，做数字化时常常忽略人的行为问题。除长城本体的复原，更重要的是还原当时戍守长城的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我们正努力在做。

赵琛向中新社记者讲解数字长城。翟羽佳摄

　　中新社记者：作为“数字长城”的具体实践和探索，近期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数字长城》，是中国国内首次运用全新多媒体手段呈现长城原貌的大型电子出版物，能否介绍一下它？为何说它的面世开启了“数字长城”的新纪元？

　　赵琛：《数字长城》是我们团队30年来跨越17个省区市追寻长城印记的见证，是在总结前辈经验的基础上，对长城的概念、构成、建筑、管理、文化等方面进行创新性诠释探索的学术成果。

　　《数字长城》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学术视角出发，利用航拍手段记录从周朝至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长城资源，涵盖全国各个长城关口的图文资料。其中，丝路长城、汉唐长城遗迹等许多高清影像系首次公开，填补了长城学研究的空白。

　　之前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都是大部头的书，而《数字长城》是一个小小的U盘，这是对我们前一阶段工作的认可。

　　我们研究的长城，很多是未发现、未知的长城，以及被遗忘的长城，它们大部分在无人区，很难抵达，需要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完成第一步数据信息采集。

　　后期资料的研究分析和总结，需要相当长时间，甚至有时一两年才能够去建模型，需要很多跨界人才才能把一个长城遗址完整复原。可以说，我们的认识能力决定了长城复原的样子。

　　我们利用航拍扫描技术、数字全景技术、3D电影技术，对烽燧、戍堡等具有代表性的长城遗址进行科学复原，实现了长城数字复原从无到有的突破。

　　十几年来，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已成趋势。单从体量上来说，万里长城远超过其他文化遗产，其数字化短期内无法完成，需要几代人反复研究。

航拍赵琛(左一)带领学员开展长城测量工作。翟羽佳摄

　　中新社记者：从对“数字长城”的探索实践层面来看，下一步中国长城研究院还计划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

　　赵琛：制作U盘《数字长城》只是开端，它是开启“数字长城”的一把钥匙。其内容是按时间轴和空间轴来设计的：时间轴以朝代为时间段落，从周朝开始一直到新中国；空间轴则以中国地理版图上的南北、东西两个轴线为扩展。

　　《数字长城》完成了从传统纸质出版物到数字化的转变，但它只是“数字长城”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是建设关于长城的大型数据库，高级阶段则是交互式的。

　　我们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把全国重点的开放性的长城关口数字复原完毕。此外，要把重点点段上的长城故事，特别是要把长城上人的生产生活活动用影像呈现出来。

　　我们计划用十年时间来完成大型长城数据库的建设。至于高级阶段，需要群策群力共同完成。高级阶段想要实现的交互性，不仅是中国人的交互，还是世界性的交互。

赵琛(右)向中新社记者讲解数字长城。翟羽佳摄

　　中新社记者：长城数字化对探索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路径有何重大意义？它能否为抵御日渐“消失的长城”提供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

　　赵琛：由于岁月侵蚀，长城每天都在“消失”。长城那么长，我们只能修复很有限的一部分，但数字化能把现有的长城完整、清晰、真实地记录下来，并科学复原其历史原貌。

　　“数字长城”和长城的数字化是两个概念。长城数字化只是手段，而“数字长城”是在虚拟空间通过数据库再建一座万里长城，让后人都能看到长城的历史原貌，还有它周边所有历史信息，这些历史信息不仅有建筑层面，还有人类生产生活层面。

　　中国历朝历代都在反复修长城，它蕴藏着中华民族的密码。而这座史无前例的“数字长城”是永存的，它可以穿越时空，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符号。

赵琛(左)向中新社记者讲解数字长城。翟羽佳摄

　　中新社记者：除举世闻名的中国万里长城外，国外也有“长城”资源，如英国哈德良长城、德国日耳曼长城等，它们是否也有数字化的先例？“数字长城”工程的实施对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有何启示？

　　赵琛：就长城数字化的时间而言，2000年初欧洲就有很多机构，特别是英国的大学，已开始开展哈德良长城的数字化，比中国早七八年。

　　就长城数字化的技术手段而言，中外使用的设备差不多。不同的是，哈德良长城以百里计算，中国长城以万里计算；哈德良长城的数字化只是作为一个建筑、一个文物来研究，中国的“数字长城”包含长城数字化，进行的是民族符号、民族精神层面的研究，两者目标不一样。

　　长城数字化不在于起步早晚，而在于谁能持续，谁能坚持到底。目前英国哈德良长城也是点段式的数字化，未达到全部数字化的程度。当然，中国长城的数字化也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在做的是一项引领性工作，打造一个范本，这是一项充满智慧的创造性的劳动。

　　我们常说“万里长城永不倒”，而“数字长城”是“万里长城永不老”。我们尝试用最现代化的技术，真实科学地记录祖先的成就，以此表达对历史、文化、文明的敬畏。它将通过网络传播呈现给世界，告诉世人中国人建设长城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数字长城”保护了东方文明的火种，从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

　　也许100年后，所谓的数字化，就跟印刷术一样简单，不再是什么神秘的事物，但今天我们讨论的还是它的范围、方式、方法，希望让更多人知晓。(完)

　　赵琛，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东北大学教授、中国-东盟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古建筑文化遗产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古村落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负责人、国家视频公开课主讲人。《中国大百科全书》长城卷副主编。

　　致力于长城学研究、古建学研究、古村落研究。主要著作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数字长城》，以及《大美村寨——凤岗》《福陵》《昭陵》《百寿坊》《百狮坊》《文昌祖庭》《李白故里 5.12》等。

　　重点项目有首例数字长城资源库——明长城资源库、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长城精神与文化内涵的辽宁特质研究。

　　中新网西宁6月29日电 题：中国生态大省青海的绿色之变

　　作者姚占山 李江宁

　　“青海戍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五原草枯苜蓿空，青海萧萧风卷蓬”，在文人墨客的诗词里，青海这片土地曾是荒凉和风沙的代名词。然而，如今的中国生态大省青海早已旧貌换新颜，绿色和生态成为青海的新标签，“中华水塔”“三江之源”“中国湿岛”等名称越来越响亮，国家公园示范省的名片也越来越耀眼……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

　　这里是青海湖北岸的克土沙区，“克土”，蒙古语意为寒冷的地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全是黄沙，经过4代治沙人历经40年的不懈努力，黄沙地已经变成了绿洲。眼前绿意盎然的景象，让身为林业站工程师的石德荣很是骄傲。克土沙区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占青海湖沙漠化总面积的57.6%。全境是维系青藏高原东北部和河西走廊生态水系安全、控制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被列入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和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

图为青海境内草原风光。　李江宁 摄

　　生态责任之下，地处青海湖北岸的海晏县党委、政府一直把防沙治沙作为首要工作来推进，自1980年开始便对县域内0.4万公顷的沙区实行了常年禁牧封育和工程治理，采取“以封为主，封造结合”的方法，逐步调整树种结构和固沙方式，全县沙漠化土地总面积从9.9万公顷减少至6.62万公顷。

　　截至目前，青海全省累计完成防沙治沙任务74.86万公顷，其中“十三五”期间完成57.4万公顷，2021—2022年完成17.46万公顷，全面建成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12个，封禁保护面积达58.26万公顷，沙化土地年均减少2.12万公顷，沙化程度指数从3.17下降到2.94，重点沙区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根本性转变，防沙治沙机制不断完善，沙区植被得到有效保护，沙区生态实现系统治理，生态工程带动产业富民，治沙成效赢得各界认可，沙区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发展空间稳定拓展、绿色屏障更加牢固。

　　寒旱地带的“绿色奇迹”

　　寒旱地带的“绿色奇迹”创造者段国禄，是青海省金融系统大寺沟绿化区护林员，1973年生于西宁市湟中县维新乡(今湟中区共和镇)。30年前的段国禄还是个毛头小子，初中毕业后当了几年放羊娃，随后跟随“省长爷爷”尕布龙加入南北山绿化工作的队伍当中，那年，他18岁。“那时候的北山真的是寸草不生，风沙特别大，一到晚上，我们几个人都要攥着帐篷四个角，一不留神，帐篷就要被掀翻，实在坚持不下去，好几次跑回家，后来还是回到了山上。”当时的段国禄怎么也不会想到西宁城竟然还有比湟中老家更艰苦的地方。

　　据查证，北山的主要岩体为红色泥岩、砂岩，其间还伴生大量“羊脑石”(石膏岩)，山势陡峭、岩石密布、土壤贫瘠是北山最基本的地貌特点。土壤类型为栗钙土，结构疏松，保水性差。有人曾经断言：在这个地方植树造林简直就不可能。

图为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沙珠玉治沙成效。　青海省林草局供图

　　为了改变南北两山的生态环境，1989年，青海省委、省政府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启动了西宁南北山绿化工程，并成立西宁市南北山绿化指挥部。1993年，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下来的尕布龙背起行囊，一头钻进荒山沟，担任西宁南北山绿化工程专职副总指挥。尕布龙带领工人们一边修路，一边引水，为了改善土质，他们用背篼把黄土背到山上，用尖镐凿“羊脑石”，为了这一片绿色，他们吃尽了苦头。

　　现在，林子长起来后，山上已经形成了小气候，降水多了，风沙也少了，树木的成活率自然也就提高了，形成了良性循环。为了守护这片绿色，段国禄和妻子把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全部贡献在了山上。如今的北山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一条硬化路直通山顶，一根根引水管道交错成网，一棵棵挺拔的树木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生机盎然……经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南北山绿化工程一、二、三期建设共完成西宁周边荒山绿化3.44万公顷，栽植青海云杉、祁连圆柏、油松、青杨、河北杨、山杏、山桃、沙枣、暴马丁香等乔木8728余万株，同时混交柽柳、柠条、沙棘、白刺等灌木，建成了生态功能较为稳定的混交人工林。工程核心区森林覆盖率由工程建设前的7.2%提升到79%，西宁南北两山经过绿化由童山濯濯转变为郁郁葱葱，生态价值、生态效益和社会服务功能极大提升，西宁地区生态环境和城市景观极大改善，实现了构建城市山地森林、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最初目标，为西宁绿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北”筑起生态安全屏障

　　“三北”筑起生态安全屏障在绿色环绕的龙羊峡库区两侧，大地上零散分布着黄色块状地，这便是多年受风沙侵袭的海南藏族自治州沙珠玉、木格滩沙漠化土地。沙珠玉、木格滩，隔河相望。经过无数人的努力，这里沙漠蔓延的步伐得到控制，展现在眼前的是绿树葱茏的喜人景象。

　　近年来，随着青海省统筹推进“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牧还草、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防沙治沙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数据显示，近10年来，全省荒漠化、沙化土地持续呈现“双缩减”态势，累计完成防沙治沙89.13万公顷，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30%。最新监测数据显示，青海省“三北”防护林工程区林地总面积达到1102.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到目前的6.3%，改变了局部地区的气候条件。

　　根据《青海省三北六期工程规划》，2021年至2035年，西宁、海东、海北、海南、海西、黄南6州(市)的31个县(市)，还将完成总面积42.99万平方公里的“三北”防护林建设任务，占青海省国土总面积的59.6%。

　　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

　　“要致富多种树”，这是新中国成立早期对国土绿化事业和群众增收致富两者关系最朴素的描述。

　　近年来，青海省聚力打造产业“四地”和生态文明高地，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林草产业也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减碳增汇、脱贫致富、乡村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青海省枸杞种植面积近4.66万公顷，其中有机枸杞基地面积1.33万公顷，年综合产值达到50亿元，带动20万群众致富增收。由于青海枸杞分布区主要在海拔2500米左右，光照充足、土壤富含硒元素、面源和大气污染少，果品产量多、质量高，因此这里也成为全国重要的枸杞种植区和有机枸杞生产基地，是名副其实的有机枸杞之乡，更是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动实践。(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