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博 本报记者刘军摄/光明图片

董博在“天宝”命名仪式上。本报记者刘军摄/光明图片

“中国园”内的“中国梦”牌楼。本报记者刘军摄/光明图片

“中国园”内的水榭歌台。本报记者刘军摄/光明图片

　　前不久，比利时天堂动物园董事长和创始人、知名友好人士董博致信习近平主席，回顾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2014年3月访比期间出席天堂动物园大熊猫园开园仪式的情景。6月20日，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曹忠明来到天堂动物园，亲手将习近平主席的复信交到了董博手里。

　　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表示高兴地得知当年在天堂动物园栽种的紫玉兰已花开满树，作为中国“友谊使者”的两只大熊猫也在茁壮成长。复信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为全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信中还鼓励董博继续积极促进中比、中欧友好。

　　记者几年前曾专访过董博，听他讲述自幼与中国结缘，并在天堂动物园建中国园的故事。他常说，“我有个小小的‘中国梦’”，那就是对美丽中国的向往，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热爱。

　　在比利时埃诺省布吕热莱特镇，有一座被誉为“欧洲最美的动植物园”的天堂动物园。园内有欧洲面积最大的“中国园”，还有为2014年来这里旅居的中国大熊猫修建的“大熊猫园”。2016年6月，大熊猫“好好”首度产下雄性幼崽“天宝”。2019年8月8日，“好好”产下龙凤胎“宝弟”“宝妹”。

　　“中国园”内佛庙禅阁错落有致，水榭歌台临水而立、华表、牌楼与极具浓郁中国水乡风情的回廊相映成趣。专程从中国运来的石狮、铜钟，及婀娜妩媚的盆景艺术品刚柔交错。野鸭、仙鹤在园中漫步，几声蛙叫，几记钟鸣，让游客仿佛置身中国南方水乡。“中国园”里有4棵百岁大树，树腰间巧妙地搭建着几间树屋。董博有时在园里工作晚了就在这里过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董博让人在“中国园”拱门和园内的巨型铜钟上刻了“中国梦”三个字。他感慨地说，中国梦本身是一个“宏大的梦”，而他个人的中国梦则是一个“小小的梦”，但中国的发展繁荣是全世界可共享的机遇。

　　我是埃里克·董博。20多年前，我创建了天堂动物园(PAIRI DAIZA)。我使用的园名是公元前波斯人使用的“天堂”一词。当时，希腊军队东侵，发现了位于现今两河流域的波斯“空中花园”，各色植物，各类动物与公子王孙生活其中，美若天堂。波斯语将此称为“PAIRI DAIZA”，意为用围墙保护起来的动植物园。我之所以保留了最原始的词，是因为我希望追寻文化之根。这也就说到了我与中国——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的情缘。

　　我父亲是外科医生，母亲是艺术史教师。他们俩都喜爱中国的雕塑、寺庙、绘画、诗歌和建筑。我从小就听他们讲中国的故事，翻看一些关于中国的带画的书籍，知道了李白等中国大诗人，还有像《西游记》这样的中国古典名著。我的童年就是这样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中度过的。

　　后来我创建了天堂动物园。我觉得在21世纪，应该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和感知中国，因此萌生了修建一座原汁原味的中国园的想法。中国皇家园林气势恢宏、庄严对称，而中国的私家园林讲究的是以小见大，即在有限的空间内运用含蓄、曲折、暗示等手法来启发人的感观。中国的私家园林大多以水面为中心，四周散布建筑。隐退的官员借这样的环境以修身养性，闲适自娱。这种园林设计展现了他们风雅的气质，充溢着浓郁的书卷气。我邀请上海的园林工匠来比利时修建中国园，人员、材料都来自中国。中国的园林是住人的，而我们这里住的是动物。因此，必须请中国设计师根据不同的建筑来安排动物，如在中国园内将熊猫、丹顶鹤、乌龟、猴子、水禽等融入园景。

　　我在创建天堂动物园时其实对经营管理和动植物一无所知。从1983年到1992年，我的身份是律师。我成立了公司，为小企业主提供咨询。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客户的生活比我的有趣得多，而我却还在给他们提建议。1992年深秋的一个周末，我秘书的岳父请我帮忙商谈一处修道院的出售。我们来到这里(现动物园所在地)，只见到处残垣断壁，虽有满目苍凉之感，但五彩的落叶和一片片水塘却让我一见钟情。

　　回到布鲁塞尔，我把公司的钥匙甩给秘书，说“这里全交给你，我去干别的了！”我把个人的全部财产和从兄弟、父母处借来的钱都投入到了“天堂”的兴建中。我相信，我们的祖先都曾生活在“天堂”，那里没有战争和饥荒，只有平等和博爱，那是所谓的“黄金时代”。由于各种错误，人类被逐出了天堂。我想，如果能在人间创建一座乐园，种上各种鲜花植物、养上各种动物，让人们忘记日常烦恼，放松身心，感受到“天堂”的欢娱，那该多好啊。

　　1993年，我花了一年时间找银行贷款。大概我建“天堂”的想法过于疯狂，银行都对我大门紧闭。我意识到，一定要找到一个和我一样疯狂的银行家才能贷到款。后来，我恰巧遇到了一位刚当上一家小银行负责人的同龄人。大概他和我一样是理想主义者。我为他提供了一份自认为十分完整的计划(后来发现，现实和理想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看了以后欣然同意贷款，这才有了后来的故事。

　　1997年， 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看到了一座中国园。我想，现在我们穷得叮当响，负债累累，等有了钱，一定要请修建这座园林的中国工程队也为我建一座中国园。2003年，我联系上了为蒙特利尔修建中国园的上海工程队，追到上海“求师”。2005年8月，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开始工作。我们的“中国园”不是一次建成的，而是每年都在进行翻新和扩建。2005年至2006年，主体工程建成，2010年至2011年，上海“豫园茶楼”重建。我们茶楼二楼房梁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技艺卯榫结构！多年来，“中国园”一直是深受欢迎的景点，它让那些没有去过中国，或暂时无法去中国的西方人在这里感受中国园林之美。这就是我强调中国园一定要“与中国一样”的原因。

　　“中国园”的拱门上镌刻着“中国梦”。我在“中国园”入口的醒目位置安放了一尊秦始皇的雕像，告诉人们中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我有自己的“中国梦”，那是我对几千年中华文明的推崇和热爱。

　　我1960年出生。可以说，我小时候的比利时相当富裕。20世纪60年代时，钢铁和煤炭工业是比利时工业的基础和支撑。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发展，世界的变化越来越迅猛。并不是说欧洲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而是说欧洲，比如比利时的相对地位在下降。现在，欧洲人担心，欧洲如何能在世界舞台上站住脚。中国是世界农业大国，中国人勤奋努力，每年培养的工程技术人员，远远超过欧洲。我发现，如果下班前请中国同事做一项计划，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能拿出来——他们晚上还在工作！这种勤奋敬业精神欧洲人已经少得可怜了。记得小时候有一个日本汽车广告，那时欧洲人看不起日本汽车，更不要提中国产品了。现在，全世界没有人能够离开中国产品！高精尖的中国产品越来越多。

　　我是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欧洲是块神奇的大陆，经历过野蛮的战争摧残。遗憾的是，现在，就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一些欧洲国家却出现了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你想呀，如果每个人都把被子往自己身上拽，让别人受凉，就很难在一张床上睡了。不团结，力量分散，如何能够造就一个伟大的欧洲？！我的欧洲梦是在欧洲国家之间没有社会和税收的竞争，成立一个欧洲政府，协调成员之间的平衡发展，在世界上站在应有的位置上。这是我作为欧洲人的期望。

　　我对“一带一路”充满希望和畅想。我参加过“一带一路”论坛，收集了许多资料，和许多人交谈过。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中国希望重建丝绸之路，让沿线国家都能够互利互惠，实现双赢。中国一定能够实现这一伟大目标。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现在有5只熊猫，我一直希望让中国金丝猴在我们的“中国园”安家落户。我相信，如果在中国之外有一个地方配得上安置金丝猴，那就是比利时天堂动物园！我会在这里给游客讲述《西游记》中“美猴王”孙悟空的故事。

　　(光明日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刘军)

　　中新社秦皇岛6月29日电 题：“数字长城”对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有何启示？

　　——专访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赵琛

　　中新社记者 牛琳

　　作为“数字中国”的一部分，“数字长城”工程的实施迫在眉睫，这也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所聚焦的关键领域之一。

　　作为“数字长城”的具体实践和探索，近期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数字长城》，是中国国内首次运用全新多媒体手段呈现长城原貌的大型电子出版物。其中，丝路长城、汉唐长城遗迹等许多高清影像系首次公开，填补了长城学研究的空白。

　　“数字长城”主要涵盖哪些方面内容？它对探索文化遗产保护路径有何重大意义？《数字长城》著者、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赵琛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数字长城”内涵及其对人类文化遗产实现“永续保存”的探索。

视频：【东西问】赵琛：“数字长城”怎样实现“万里长城永不老”？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何为“数字长城”？“数字长城”主要涵盖哪些方面内容？为何说“数字长城”工程的实施迫在眉睫？

　　赵琛：“数字长城”是把中国历朝历代长城完全数字化的一项工程。它包含三部分：长城本体的数字化、长城文献的数字化以及长城艺术的数字化。

航拍赵琛(左二)带领学员开展长城测量工作。翟羽佳摄

　　一是长城本体的数字化。就长城本体而言，目前留存现状较好的长城点段集中在京津冀地区，其他大部分长城仅存遗址，或濒临消失，“数字长城”工程的实施迫在眉睫。

　　二是长城文献的数字化。关于长城文献，纸质层面的文献散落在全国各地，大部分已失散，能看到的基本是散落在各县县志里的文献记载。此外，有关长城的民间传说、口述历史，也需要记录下来。还有出土文物层面，在长城遗址沿线考古发现的汉简、帛书以及兵器、生产生活工具，都属于长城文献的数字化。

　　三是长城艺术的数字化。文学艺术作品中有关长城的诗歌、绘画很多，敦煌壁画里也有长城，还有长城沿线的民谣、诗歌等，现在都需要大量采集，工程巨大。

　　这不是靠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但“数字长城”工程早晚要做，而且迫在眉睫。我们现在做的也只是万里长城“一里”的开端。

　　具体到操作层面，用什么手段来实现数字化？长城的数字化绝非简单用扫描仪、无人机把长城从内到外地扫描，那样采集来的只是数据。数字化更重要的是对数据进行分析。

　　长城的数字化也绝不仅仅是长城墙体的数字化。修长城核心是人，做数字化时常常忽略人的行为问题。除长城本体的复原，更重要的是还原当时戍守长城的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我们正努力在做。

赵琛向中新社记者讲解数字长城。翟羽佳摄

　　中新社记者：作为“数字长城”的具体实践和探索，近期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数字长城》，是中国国内首次运用全新多媒体手段呈现长城原貌的大型电子出版物，能否介绍一下它？为何说它的面世开启了“数字长城”的新纪元？

　　赵琛：《数字长城》是我们团队30年来跨越17个省区市追寻长城印记的见证，是在总结前辈经验的基础上，对长城的概念、构成、建筑、管理、文化等方面进行创新性诠释探索的学术成果。

　　《数字长城》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学术视角出发，利用航拍手段记录从周朝至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长城资源，涵盖全国各个长城关口的图文资料。其中，丝路长城、汉唐长城遗迹等许多高清影像系首次公开，填补了长城学研究的空白。

　　之前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都是大部头的书，而《数字长城》是一个小小的U盘，这是对我们前一阶段工作的认可。

　　我们研究的长城，很多是未发现、未知的长城，以及被遗忘的长城，它们大部分在无人区，很难抵达，需要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完成第一步数据信息采集。

　　后期资料的研究分析和总结，需要相当长时间，甚至有时一两年才能够去建模型，需要很多跨界人才才能把一个长城遗址完整复原。可以说，我们的认识能力决定了长城复原的样子。

　　我们利用航拍扫描技术、数字全景技术、3D电影技术，对烽燧、戍堡等具有代表性的长城遗址进行科学复原，实现了长城数字复原从无到有的突破。

　　十几年来，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已成趋势。单从体量上来说，万里长城远超过其他文化遗产，其数字化短期内无法完成，需要几代人反复研究。

航拍赵琛(左一)带领学员开展长城测量工作。翟羽佳摄

　　中新社记者：从对“数字长城”的探索实践层面来看，下一步中国长城研究院还计划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

　　赵琛：制作U盘《数字长城》只是开端，它是开启“数字长城”的一把钥匙。其内容是按时间轴和空间轴来设计的：时间轴以朝代为时间段落，从周朝开始一直到新中国；空间轴则以中国地理版图上的南北、东西两个轴线为扩展。

　　《数字长城》完成了从传统纸质出版物到数字化的转变，但它只是“数字长城”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是建设关于长城的大型数据库，高级阶段则是交互式的。

　　我们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把全国重点的开放性的长城关口数字复原完毕。此外，要把重点点段上的长城故事，特别是要把长城上人的生产生活活动用影像呈现出来。

　　我们计划用十年时间来完成大型长城数据库的建设。至于高级阶段，需要群策群力共同完成。高级阶段想要实现的交互性，不仅是中国人的交互，还是世界性的交互。

赵琛(右)向中新社记者讲解数字长城。翟羽佳摄

　　中新社记者：长城数字化对探索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路径有何重大意义？它能否为抵御日渐“消失的长城”提供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

　　赵琛：由于岁月侵蚀，长城每天都在“消失”。长城那么长，我们只能修复很有限的一部分，但数字化能把现有的长城完整、清晰、真实地记录下来，并科学复原其历史原貌。

　　“数字长城”和长城的数字化是两个概念。长城数字化只是手段，而“数字长城”是在虚拟空间通过数据库再建一座万里长城，让后人都能看到长城的历史原貌，还有它周边所有历史信息，这些历史信息不仅有建筑层面，还有人类生产生活层面。

　　中国历朝历代都在反复修长城，它蕴藏着中华民族的密码。而这座史无前例的“数字长城”是永存的，它可以穿越时空，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符号。

赵琛(左)向中新社记者讲解数字长城。翟羽佳摄

　　中新社记者：除举世闻名的中国万里长城外，国外也有“长城”资源，如英国哈德良长城、德国日耳曼长城等，它们是否也有数字化的先例？“数字长城”工程的实施对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有何启示？

　　赵琛：就长城数字化的时间而言，2000年初欧洲就有很多机构，特别是英国的大学，已开始开展哈德良长城的数字化，比中国早七八年。

　　就长城数字化的技术手段而言，中外使用的设备差不多。不同的是，哈德良长城以百里计算，中国长城以万里计算；哈德良长城的数字化只是作为一个建筑、一个文物来研究，中国的“数字长城”包含长城数字化，进行的是民族符号、民族精神层面的研究，两者目标不一样。

　　长城数字化不在于起步早晚，而在于谁能持续，谁能坚持到底。目前英国哈德良长城也是点段式的数字化，未达到全部数字化的程度。当然，中国长城的数字化也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在做的是一项引领性工作，打造一个范本，这是一项充满智慧的创造性的劳动。

　　我们常说“万里长城永不倒”，而“数字长城”是“万里长城永不老”。我们尝试用最现代化的技术，真实科学地记录祖先的成就，以此表达对历史、文化、文明的敬畏。它将通过网络传播呈现给世界，告诉世人中国人建设长城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数字长城”保护了东方文明的火种，从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

　　也许100年后，所谓的数字化，就跟印刷术一样简单，不再是什么神秘的事物，但今天我们讨论的还是它的范围、方式、方法，希望让更多人知晓。(完)

　　赵琛，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东北大学教授、中国-东盟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古建筑文化遗产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古村落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负责人、国家视频公开课主讲人。《中国大百科全书》长城卷副主编。

　　致力于长城学研究、古建学研究、古村落研究。主要著作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数字长城》，以及《大美村寨——凤岗》《福陵》《昭陵》《百寿坊》《百狮坊》《文昌祖庭》《李白故里 5.12》等。

　　重点项目有首例数字长城资源库——明长城资源库、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长城精神与文化内涵的辽宁特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