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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27

  中新网6月29日电 题:政、商、学界话农业农村现代化:产业振兴是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新财经记者 夏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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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三农”工作转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阶段。近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举办“破题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主题论坛,来自政、商、学界的8位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出席,共话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管理学教授汪泓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要实现这一总目标,应当对当前痛点、发展目标及社会各界如何行动等核心命题进行梳理。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产业振兴是坚实的物质基础,必须提升农业的整体质量和竞争力。

  她提及,在新一轮人工智能革命兴起的当下,乡村有着广泛的应用场景,企业在开发和应用中要积极关注农业和广大农村的需求,促进乡村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而赋能农业现代化。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是一体设计、一并推进的事业,企业参与其中不仅要考虑企业和产业本身,还要从更高的格局和视野上,思考产业对农村现代化的带动作用。从农村道路、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到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建设,再到农村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农村人才的培养等,都有企业施展拳脚的空间。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发表主旨演讲称,从各地农村的实际和发展趋势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农业的经营方式很可能会形成两类经营主体和两种规模经营方式:经营土地、提供农产品的主体,提供农业技术和装备服务的主体;通过流转、集中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实行土地的规模经营,通过提供社会化服务、实行现代农业技术装备作业的规模经营。这两类经营主体和两种规模经营相辅相成,各有千秋。

  在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和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可以双轮驱动、并行不悖。陈锡文表示,由于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而小规模经营的农户仍将是中国农业经营的基本面,转入土地经营权的经营主体,多数的经营规模仍然不大,难以独立承担购置全套现代农业技术装备的投资。

  他进一步说,因此,多数地区要通过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据官方统计,2020年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作业面已达16.7亿亩次,服务农户7800万户。这体现出在现阶段,农业社会化服务具有更广的适应性和更强的生命力,如果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

  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委员、秘书长许世卫分析了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手段破解农业难题:一是应用数据力量,提升产业链效率;二是应用数据技术,贯通协调产业链环节,重构农业产业链;三是融合数字化技术,建立更为丰富的农业信息技术应用场景,形成新的产业空间;四是应用信息技术,有效化解产业链重大风险。

  许世卫指出,农业数字化体系的搭建,首先要做好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除了传统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造,也要加快算力基础条件建设等;其次是进行农业数字化技术突破,特别是“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这不仅要依靠科研单位、高等院校,更要依靠一线企业的力量。同时,要开展数字化场景应用,做好数字化产业服务。

  他强调,农业数字化是农业发展方式的一次革命,包括物联网、大数据、智能决策、数字孪生,以及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在解决农业问题之中都有广阔的前景。

  作为企业代表,京东集团副总裁曾晨表示,农产品流通的主要问题包括流通链条长、损耗大、成本高,标准化、品牌化程度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而京东能够通过生产标准化、产品品牌化、产业数字化的全链条来服务于农业现代化,其核心是通过联动全国仓配网络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智能化水平,做到产品保真溯源,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并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从而重构农产品供应链。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中欧校友丁亚冬认为,要积极在农村发展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开展技能培训、转移培训、内培外引,为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和转型提供人才支持。同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农业从业人员不断减少,未来至少还有2至3亿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这能够提升城市消费增量、提振内需,因此要鼓励县域经济发展,鼓励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完) 【编辑:刘欢】

  中新社北京6月29日电 题:印章何以成为连接中日的文化纽带?

  ——专访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王敏

  作者 吕少威 朱晨曦 蒋文月

  中国印章文化是与书法、绘画、诗歌比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中国印章巧妙与汉字相结合,经艺术加工,成为中国人象征身份、代表意志、反映审美情趣的重要凭信。中国印章文化随汉字一同传入日本并获广泛应用,化作连接中日两国的重要文化纽带。近日,旅日学者、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王敏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中日印章文化的发展历程、蕴含的精神内核,探讨印章文化的当代传承等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古代印章文化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王敏:谈到印章的发展历程,我觉得首先要从文字的起源谈起。印章要用文字来表述,其与文字的起源与形成密切相关,是在文字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必然的表达方式,这是我给印章的定位。因为有了文字,就需要表达,需要表述,需要与各种各样的素材相结合,印章就是表达文字所蕴含神韵的途径之一。

  汉字出现以前,先民结绳以记事,其实就开始尝试用一种约定俗成的标记与自然建立稳定的联系。《淮南子·本经训》有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表明,古人认为文字“通天意”。这种“天意”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其实就是人类的世界观、宇宙观,文字就是与自然、宇宙建立交流的一种有效途径。文字代表了人类积极进取、求索不止的求知愿望与开拓精神。

  表达意志和向外传播,是文字蕴含的内在动力。文字的生命力极强,适应性也极强,文字可与多种媒介产生有机融合。再说回汉字,从一开始在龟甲兽骨上雕刻的甲骨文,再到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金文,汉字不断赋予外物以新的生命,而正是在此过程中,中国印章应运而生。

河南省安阳博物馆展出的商代青铜短印章,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玺印实物。视觉中国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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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汉书·祭祀志》指出:“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这里的“三王”一般认为是夏商周三代之君。这是史书对于中国印章起源较为可信的记载,从此记载可看出,印章诞生与朴素的公共意识紧密相关,最初用以明确物品所有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印章与王权相结合,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威且在后世不断被强化,后见诸史书和文学作品中的“传国玉玺”就是“印章信仰”的体现。

香港苏富比展示的中国明清朝御玺三方。视觉中国 供图

  而后秦统一六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同时也为印章的名称、文字、使用方法等制定了一套完整而严格的规定。“汉承秦制”,汉印在秦印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风格雄浑厚重,成为后世模仿的典范。

  伴随印章文化传至民间,出现了私人用印。后世文人更将印章与中国书法、绘画相结合,形成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特色标识。经过对汉字的艺术呈现,文人和刻章匠人将自我的审美情趣及气韵风骨全部融入小小的一方印记之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印章文化,汉字之美在方寸之间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表达了朴素、正直、高洁等东方美学和哲学思想。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龙山实验小学的学生制作的徽州纂刻印章。施亚磊 摄

  中新社记者:日本印章文化是如何发展的?您觉得中国印章文化对其有何影响?

  王敏:有考古研究发现,日本印章文化起源于中国汉赐金印。《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后日本北九州地区出土了一枚印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经多方考证,为汉赐金印的可信度较高。史书《三国志》中也有魏明帝赐邪马台国王卑弥呼“金印紫绶”的记载。大致可以看出,日本至晚在中国汉代时已有印章。

  至于日本印章的确切起源尚待学界考证,但有一点可以确认,日本印章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印章文化影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和使用习惯。

日本东京的印章工匠制作的印章。视觉中国 供图

  日本正式开始使用官印是在公元7世纪的大化改新之后。随着《大宝律令》的颁布,官印制度从中国引入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印章在日本民间开始广泛使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东渡日本的黄檗僧独立性易与东皋心越两人,被尊为日本篆刻的鼻祖,二人学识渊博,书法功底深厚,将中国篆刻技艺在日本进一步传播开来。

  日本江户时代是一个较为和平稳定的时期。古人讲“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生活安稳以后,更加注重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在创作和生活中留下属于自身的独特印记。原本高高在上、代表身份的印章便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平民化和世俗化,演变为民众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段和日常生活工具。

日本东京商店里售的名字印章。视觉中国 供图

  印章文化在当今日本社会仍具有蓬勃生命力。现在,在日本日常生活中个人使用的印章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需在地方政府登记认证的“实印”,具有法律效力;二是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使用的“银行印”;三是“认印”,有确认、同意、已阅等认可作用。此外,还有一种小型的“订正印”,印在文件中修改之处,证明该处是自己所作修正。日本独特的印章文化也催生出了“旅行集章”这一有趣的旅行“打卡”方式。近年来,该风潮也在中国各地兴起,增加了人们的旅行乐趣。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小学生们参加定制款印章盖章挑战。贾天勇 摄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中日印章文化及其他领域应如何更好交流互鉴?

  王敏: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文化相通,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中日印章文化皆根植于汉字文化,是汉字的艺术再现,体现了对汉字的尊重和热爱,同时也反映了各自的风土人情和审美情趣。中日印章文化各有其美,各有所长,饱含了两国印章创作者的智慧,应加强相互交流和学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进而将东方印章和篆刻艺术进一步推向世界,共同讲述汉字之美与印章之韵。中日在其他领域的交流亦应如是。印章是一扇窗,透过一枚印章,我们能见识到更为广阔的精神天地。(完)

  王敏,旅日学者,在日本工作生活40余年。现任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亚洲共同体文化合作机构顾问、周恩来和平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等。历任日本首相恳谈会(推进国际文化外交)委员、内阁推进国际文化交流委员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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