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博 本报记者刘军摄/光明图片

董博在“天宝”命名仪式上。本报记者刘军摄/光明图片

“中国园”内的“中国梦”牌楼。本报记者刘军摄/光明图片

“中国园”内的水榭歌台。本报记者刘军摄/光明图片

　　前不久，比利时天堂动物园董事长和创始人、知名友好人士董博致信习近平主席，回顾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2014年3月访比期间出席天堂动物园大熊猫园开园仪式的情景。6月20日，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曹忠明来到天堂动物园，亲手将习近平主席的复信交到了董博手里。

　　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表示高兴地得知当年在天堂动物园栽种的紫玉兰已花开满树，作为中国“友谊使者”的两只大熊猫也在茁壮成长。复信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为全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信中还鼓励董博继续积极促进中比、中欧友好。

　　记者几年前曾专访过董博，听他讲述自幼与中国结缘，并在天堂动物园建中国园的故事。他常说，“我有个小小的‘中国梦’”，那就是对美丽中国的向往，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热爱。

　　在比利时埃诺省布吕热莱特镇，有一座被誉为“欧洲最美的动植物园”的天堂动物园。园内有欧洲面积最大的“中国园”，还有为2014年来这里旅居的中国大熊猫修建的“大熊猫园”。2016年6月，大熊猫“好好”首度产下雄性幼崽“天宝”。2019年8月8日，“好好”产下龙凤胎“宝弟”“宝妹”。

　　“中国园”内佛庙禅阁错落有致，水榭歌台临水而立、华表、牌楼与极具浓郁中国水乡风情的回廊相映成趣。专程从中国运来的石狮、铜钟，及婀娜妩媚的盆景艺术品刚柔交错。野鸭、仙鹤在园中漫步，几声蛙叫，几记钟鸣，让游客仿佛置身中国南方水乡。“中国园”里有4棵百岁大树，树腰间巧妙地搭建着几间树屋。董博有时在园里工作晚了就在这里过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董博让人在“中国园”拱门和园内的巨型铜钟上刻了“中国梦”三个字。他感慨地说，中国梦本身是一个“宏大的梦”，而他个人的中国梦则是一个“小小的梦”，但中国的发展繁荣是全世界可共享的机遇。

　　我是埃里克·董博。20多年前，我创建了天堂动物园(PAIRI DAIZA)。我使用的园名是公元前波斯人使用的“天堂”一词。当时，希腊军队东侵，发现了位于现今两河流域的波斯“空中花园”，各色植物，各类动物与公子王孙生活其中，美若天堂。波斯语将此称为“PAIRI DAIZA”，意为用围墙保护起来的动植物园。我之所以保留了最原始的词，是因为我希望追寻文化之根。这也就说到了我与中国——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的情缘。

　　我父亲是外科医生，母亲是艺术史教师。他们俩都喜爱中国的雕塑、寺庙、绘画、诗歌和建筑。我从小就听他们讲中国的故事，翻看一些关于中国的带画的书籍，知道了李白等中国大诗人，还有像《西游记》这样的中国古典名著。我的童年就是这样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中度过的。

　　后来我创建了天堂动物园。我觉得在21世纪，应该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和感知中国，因此萌生了修建一座原汁原味的中国园的想法。中国皇家园林气势恢宏、庄严对称，而中国的私家园林讲究的是以小见大，即在有限的空间内运用含蓄、曲折、暗示等手法来启发人的感观。中国的私家园林大多以水面为中心，四周散布建筑。隐退的官员借这样的环境以修身养性，闲适自娱。这种园林设计展现了他们风雅的气质，充溢着浓郁的书卷气。我邀请上海的园林工匠来比利时修建中国园，人员、材料都来自中国。中国的园林是住人的，而我们这里住的是动物。因此，必须请中国设计师根据不同的建筑来安排动物，如在中国园内将熊猫、丹顶鹤、乌龟、猴子、水禽等融入园景。

　　我在创建天堂动物园时其实对经营管理和动植物一无所知。从1983年到1992年，我的身份是律师。我成立了公司，为小企业主提供咨询。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客户的生活比我的有趣得多，而我却还在给他们提建议。1992年深秋的一个周末，我秘书的岳父请我帮忙商谈一处修道院的出售。我们来到这里(现动物园所在地)，只见到处残垣断壁，虽有满目苍凉之感，但五彩的落叶和一片片水塘却让我一见钟情。

　　回到布鲁塞尔，我把公司的钥匙甩给秘书，说“这里全交给你，我去干别的了！”我把个人的全部财产和从兄弟、父母处借来的钱都投入到了“天堂”的兴建中。我相信，我们的祖先都曾生活在“天堂”，那里没有战争和饥荒，只有平等和博爱，那是所谓的“黄金时代”。由于各种错误，人类被逐出了天堂。我想，如果能在人间创建一座乐园，种上各种鲜花植物、养上各种动物，让人们忘记日常烦恼，放松身心，感受到“天堂”的欢娱，那该多好啊。

　　1993年，我花了一年时间找银行贷款。大概我建“天堂”的想法过于疯狂，银行都对我大门紧闭。我意识到，一定要找到一个和我一样疯狂的银行家才能贷到款。后来，我恰巧遇到了一位刚当上一家小银行负责人的同龄人。大概他和我一样是理想主义者。我为他提供了一份自认为十分完整的计划(后来发现，现实和理想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看了以后欣然同意贷款，这才有了后来的故事。

　　1997年， 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看到了一座中国园。我想，现在我们穷得叮当响，负债累累，等有了钱，一定要请修建这座园林的中国工程队也为我建一座中国园。2003年，我联系上了为蒙特利尔修建中国园的上海工程队，追到上海“求师”。2005年8月，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开始工作。我们的“中国园”不是一次建成的，而是每年都在进行翻新和扩建。2005年至2006年，主体工程建成，2010年至2011年，上海“豫园茶楼”重建。我们茶楼二楼房梁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技艺卯榫结构！多年来，“中国园”一直是深受欢迎的景点，它让那些没有去过中国，或暂时无法去中国的西方人在这里感受中国园林之美。这就是我强调中国园一定要“与中国一样”的原因。

　　“中国园”的拱门上镌刻着“中国梦”。我在“中国园”入口的醒目位置安放了一尊秦始皇的雕像，告诉人们中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我有自己的“中国梦”，那是我对几千年中华文明的推崇和热爱。

　　我1960年出生。可以说，我小时候的比利时相当富裕。20世纪60年代时，钢铁和煤炭工业是比利时工业的基础和支撑。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发展，世界的变化越来越迅猛。并不是说欧洲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而是说欧洲，比如比利时的相对地位在下降。现在，欧洲人担心，欧洲如何能在世界舞台上站住脚。中国是世界农业大国，中国人勤奋努力，每年培养的工程技术人员，远远超过欧洲。我发现，如果下班前请中国同事做一项计划，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能拿出来——他们晚上还在工作！这种勤奋敬业精神欧洲人已经少得可怜了。记得小时候有一个日本汽车广告，那时欧洲人看不起日本汽车，更不要提中国产品了。现在，全世界没有人能够离开中国产品！高精尖的中国产品越来越多。

　　我是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欧洲是块神奇的大陆，经历过野蛮的战争摧残。遗憾的是，现在，就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一些欧洲国家却出现了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你想呀，如果每个人都把被子往自己身上拽，让别人受凉，就很难在一张床上睡了。不团结，力量分散，如何能够造就一个伟大的欧洲？！我的欧洲梦是在欧洲国家之间没有社会和税收的竞争，成立一个欧洲政府，协调成员之间的平衡发展，在世界上站在应有的位置上。这是我作为欧洲人的期望。

　　我对“一带一路”充满希望和畅想。我参加过“一带一路”论坛，收集了许多资料，和许多人交谈过。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中国希望重建丝绸之路，让沿线国家都能够互利互惠，实现双赢。中国一定能够实现这一伟大目标。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现在有5只熊猫，我一直希望让中国金丝猴在我们的“中国园”安家落户。我相信，如果在中国之外有一个地方配得上安置金丝猴，那就是比利时天堂动物园！我会在这里给游客讲述《西游记》中“美猴王”孙悟空的故事。

　　(光明日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刘军)

　　中新社北京6月29日电 (记者 刘舒凌)民进党当局日前推出所谓就学服役“3+1”(三年读书，一年当兵)方案，今年9月实施。将一年兵役包裹到大学四年学制之中，这项意在安抚青年的变通安排反而激起台湾社会三重不满。

　　2022年底台湾公布延长兵役至一年的政策，被简称为“3+1”方案的“大学校院学士班学生就学期间服役弹性修业实施指引”是一项重要配套。该方案由民进党当局防务主管部门抛出构想，教育事务主管部门公布具体指引，意在降低兵役对于役龄男子大学毕业后踏入职场或升学的影响。但是，向青年及家长示好的目的未达成，反而增添教育界、广大民众的忧虑。

　　第一重不满，是大学男生群体的负面回应。

　　台湾大学医学工程学系张姓学生接受台湾电视媒体采访时直言，三年(时间)念完四年的书，太辛苦了，“我自己四年都快念不完”。东吴大学物理系董姓学生反映，假期也要用来学习，不但更累、效果也差。

　　屏东大学兼任副教授诸葛俊则指出，大学第四年一般安排专业实习、毕业作品制作或论文撰写，很多实习企业、机构在此期间择优录用毕业生。“3+1”方案让人才培养荒腔走板，绝对影响台湾未来的竞争力。

　　第二重不满，是教育界忧虑酿成新乱象、损害弱势学子学习权。

　　台湾实践大学前校长陈振贵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将兵役包裹在高教学涯之中，三年要修完规定的128个学分，课程匆忙、易囫囵吞枣。当中，须就读五年的建筑等科系学生、选择双主修的学生，负担更重，可能让男生延后毕业成为校园常态，造成新的高教乱象。

　　台湾铭传大学副教授杨颖超提出，当局提供的选择，实际上是引诱经济弱势家庭的学生选择“速食”教育，损害其学习权。他强调，大学课程不那么密集，是为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探索兴趣；让大学生一路接受“填鸭式”教育，限制了他们未来的选择机会。

　　中华文化之中，教育一向被视为百年大计，视为基石。不少有识之士指出，学习时间减为三年，颠覆传统上有关大学的理念和想象，兹事体大却没有经过社会讨论就实施，后续冲击难以估量。

　　第三重不满，是新方案以校园学子补充兵源，强化台湾民众对家中子弟将被投入战争前线的深层焦虑。

　　两个月后，新方案即适用于2005年之后出生的役龄男子。面对强烈质疑，官方辩称将尊重自由意愿，非全面强制有服役义务的学生适用。但另一面，民进党当局防务主管部门为鼓励学校协助学生服役，提出围绕每一名依此方案服役的学生，将分别补助其所在公立、私立大专院校新台币6万元、12万元；甚至于，相关学生未能如期修完学分、产生学分费，应缴交差额也由防务主管部门补助。显然，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服役优先于学业，教育政策让位于防务政策。

　　可以说，大学期间同时完成服役和学业，这项变通举措意在讨好青年与家长。只是，这道难题的关键点，在于一年兵役背后备战而非避战的政治思维，那才是学生、家长焦虑的根源。

　　有分析指，根据2023年初台行政机构所谓“强化全民防务兵力结构调整方案”，规划新编成5个海岸守备旅，主要接受一年义务役男子。很明显，大多数义务役士兵在当局的防务规划中是要投入前线、负责滩头守备。有如此安排，再怎么声称“义务役只守基础设施”“没有上第一线海陆空领域”都是苍白无力的。

　　民进党再度执政七年多，台海紧张不时升温，延长兵役与增加军购等都被视为“积极备战”的具体作为。当青年、家长乃至主体民意是“理性避战”，民进党再怎么努力变通、迎合，无异于南辕北辙。(完) 【编辑:刘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