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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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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北京6月29日电 (记者 徐婧)2022年,北京初步构建起包括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在内的综合连续、覆盖城乡、就近就便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目前全市已有95家医疗机构设置安宁疗护科,全市医养结合机构总数215家,医养结合床位数5.9万张。

  29日,北京市老龄办、北京市老龄协会发布《2022年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概况》,分析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现状与趋势,公布北京老龄事业发展主要进展。

  织密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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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概况显示,北京织密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2022年发展建设养老助餐点153家,全市累计建成1489家,缓解居家老年人用餐难题。全市累计建成运营社区养老服务驿站1429个、养老照料中心293个;2022年新建养老家庭照护床位3682张,累计建成9000余张。

  同时,北京推进机构养老服务建设,全年新增养老机构20家,新增床位3110张,全市已建成运营养老机构566家,床位110563张。北京开展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创新,聚焦事业产业协同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供给、品质化养老服务供给、养老供需精准匹配、医养融合发展五方面,搭建养老服务供需对接平台,加强医养康养资源有效衔接。

  95家医疗机构设置安宁疗护科

  北京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概况指出,北京初步构建起包括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在内的综合连续、覆盖城乡、就近就便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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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北京开展老年护理中心转型建设,确定东城区朝阳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10家机构转型,建设老年护理床位200张,培养老年护理员50人。继续开展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472家医疗机构创建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提升老年健康管理服务水平,建立家庭医生团队5950个,累计签约65岁及以上老年人241.7万人。

  同时,北京加快推进安宁疗护服务,印发《北京市加快推进安宁疗护服务发展实施方案》,确定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等6家医疗机构通过转型建设,成为安宁疗护中心。目前,全市已有95家医疗机构设置安宁疗护科,28家医疗机构设置并开放安宁疗护床位650张。推进医养康养融合发展,全市医养结合机构总数215家,其中两证齐全的197家,提供嵌入式医疗卫生服务的养老机构18家,医养结合床位数5.9万张。

  加快发展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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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提升老年人社会保障水平。概况显示,北京初步形成社会养老、企业年金养老和个人养老三大支柱并行、商业养老保险多元供给的新格局。2022年末,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分别为1764.2万人、1496.2万人,比上年末分别增长2.3%、0.7%。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分别为187.6万人、404.4万人。

  同时,北京持续上调退休人员养老金,城乡居民养老保障待遇人均月增40元,基础养老金人均每月900元,老年保障福利养老金人均每月815元。启动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积极推动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与老年医疗护理服务相结合,石景山区长期护理保险试点覆盖人数46.19万人,为符合护理条件的3724名重度失能人员提供服务。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丰富养老金融产品与服务供给。

  京津冀深化老年健康协同合作

  北京加速推进京津冀为老服务协同发展。概况透露,北京进一步推动养老项目向河北省廊坊市北三县等环京地区延伸布局,做好京津冀运营补贴拨付工作,向河北省、天津市共计拨付运营补贴3090.25万元。

  京津冀深化医疗卫生协同,三地卫生健康部门累计签署20余项合作框架协议,持续推进老年健康、疾病防控等协同合作,通过搭建共享平台、组织演练等形式,促进三地可持续协同发展。三地医保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京津冀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互认范围等有关工作的通知》,三地临床检验结果互认的医疗机构总数达到485家,其中北京262家、天津67家、河北156家。临床检验结果互认项目43项,有力提升三地医疗服务同质化水平。

  多部门推进“智慧助老”行动

  北京稳步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概况显示,北京推进“智慧助老”行动,建立多部门齐抓共管的“智慧助老”常态化工作机制,推进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难题切实解决。积极开展海淀区“智慧养老”试点工作,海淀区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承担全区养老服务体系运行枢纽、指挥平台、养老行业监管指导等职能,构建全方位网络系统与信息平台,打造智慧养老示范区。

  同时,北京依托北京老年开放大学开发全媒体课程资源,扩大老年教育优质资源供给,推动老年教育课程高标准高质量发展。持续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全年新开工改造330个小区,新完工205个小区。老楼加装电梯年内新开工1326部,完工467部。(完) 【编辑:朱延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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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6月29日电 题:印章何以成为连接中日的文化纽带?

  ——专访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王敏

  作者 吕少威 朱晨曦 蒋文月

  中国印章文化是与书法、绘画、诗歌比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中国印章巧妙与汉字相结合,经艺术加工,成为中国人象征身份、代表意志、反映审美情趣的重要凭信。中国印章文化随汉字一同传入日本并获广泛应用,化作连接中日两国的重要文化纽带。近日,旅日学者、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王敏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中日印章文化的发展历程、蕴含的精神内核,探讨印章文化的当代传承等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古代印章文化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王敏:谈到印章的发展历程,我觉得首先要从文字的起源谈起。印章要用文字来表述,其与文字的起源与形成密切相关,是在文字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必然的表达方式,这是我给印章的定位。因为有了文字,就需要表达,需要表述,需要与各种各样的素材相结合,印章就是表达文字所蕴含神韵的途径之一。

  汉字出现以前,先民结绳以记事,其实就开始尝试用一种约定俗成的标记与自然建立稳定的联系。《淮南子·本经训》有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表明,古人认为文字“通天意”。这种“天意”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其实就是人类的世界观、宇宙观,文字就是与自然、宇宙建立交流的一种有效途径。文字代表了人类积极进取、求索不止的求知愿望与开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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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达意志和向外传播,是文字蕴含的内在动力。文字的生命力极强,适应性也极强,文字可与多种媒介产生有机融合。再说回汉字,从一开始在龟甲兽骨上雕刻的甲骨文,再到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金文,汉字不断赋予外物以新的生命,而正是在此过程中,中国印章应运而生。

河南省安阳博物馆展出的商代青铜短印章,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玺印实物。视觉中国 供图

  《后汉书·祭祀志》指出:“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这里的“三王”一般认为是夏商周三代之君。这是史书对于中国印章起源较为可信的记载,从此记载可看出,印章诞生与朴素的公共意识紧密相关,最初用以明确物品所有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印章与王权相结合,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威且在后世不断被强化,后见诸史书和文学作品中的“传国玉玺”就是“印章信仰”的体现。

香港苏富比展示的中国明清朝御玺三方。视觉中国 供图

  而后秦统一六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同时也为印章的名称、文字、使用方法等制定了一套完整而严格的规定。“汉承秦制”,汉印在秦印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风格雄浑厚重,成为后世模仿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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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印章文化传至民间,出现了私人用印。后世文人更将印章与中国书法、绘画相结合,形成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特色标识。经过对汉字的艺术呈现,文人和刻章匠人将自我的审美情趣及气韵风骨全部融入小小的一方印记之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印章文化,汉字之美在方寸之间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表达了朴素、正直、高洁等东方美学和哲学思想。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龙山实验小学的学生制作的徽州纂刻印章。施亚磊 摄

  中新社记者:日本印章文化是如何发展的?您觉得中国印章文化对其有何影响?

  王敏:有考古研究发现,日本印章文化起源于中国汉赐金印。《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后日本北九州地区出土了一枚印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经多方考证,为汉赐金印的可信度较高。史书《三国志》中也有魏明帝赐邪马台国王卑弥呼“金印紫绶”的记载。大致可以看出,日本至晚在中国汉代时已有印章。

  至于日本印章的确切起源尚待学界考证,但有一点可以确认,日本印章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印章文化影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和使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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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的印章工匠制作的印章。视觉中国 供图

  日本正式开始使用官印是在公元7世纪的大化改新之后。随着《大宝律令》的颁布,官印制度从中国引入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印章在日本民间开始广泛使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东渡日本的黄檗僧独立性易与东皋心越两人,被尊为日本篆刻的鼻祖,二人学识渊博,书法功底深厚,将中国篆刻技艺在日本进一步传播开来。

  日本江户时代是一个较为和平稳定的时期。古人讲“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生活安稳以后,更加注重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在创作和生活中留下属于自身的独特印记。原本高高在上、代表身份的印章便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平民化和世俗化,演变为民众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段和日常生活工具。

日本东京商店里售的名字印章。视觉中国 供图

  印章文化在当今日本社会仍具有蓬勃生命力。现在,在日本日常生活中个人使用的印章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需在地方政府登记认证的“实印”,具有法律效力;二是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使用的“银行印”;三是“认印”,有确认、同意、已阅等认可作用。此外,还有一种小型的“订正印”,印在文件中修改之处,证明该处是自己所作修正。日本独特的印章文化也催生出了“旅行集章”这一有趣的旅行“打卡”方式。近年来,该风潮也在中国各地兴起,增加了人们的旅行乐趣。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小学生们参加定制款印章盖章挑战。贾天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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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中日印章文化及其他领域应如何更好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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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敏: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文化相通,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中日印章文化皆根植于汉字文化,是汉字的艺术再现,体现了对汉字的尊重和热爱,同时也反映了各自的风土人情和审美情趣。中日印章文化各有其美,各有所长,饱含了两国印章创作者的智慧,应加强相互交流和学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进而将东方印章和篆刻艺术进一步推向世界,共同讲述汉字之美与印章之韵。中日在其他领域的交流亦应如是。印章是一扇窗,透过一枚印章,我们能见识到更为广阔的精神天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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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敏,旅日学者,在日本工作生活40余年。现任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亚洲共同体文化合作机构顾问、周恩来和平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等。历任日本首相恳谈会(推进国际文化外交)委员、内阁推进国际文化交流委员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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